中国 俄罗斯


关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
(1998年11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俄高级会晤期间，双方就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协调了立场，并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长期战略前景达成共识。

本世纪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文明以及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动荡和冲突也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

两国元首认为，鉴于历史教训，重要的是应促成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使和平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人类在新世纪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只有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集体创造力，才能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真正确保所有国家的社会稳定，公正合理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此，两国元首指出，１９９６年４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２１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根据对双边关系历史和当今世界现实的深刻思考，也是基于就国际形势发展和两国合作前景所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关系不是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而是在两国相互关系中摒弃对抗，并为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最广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创造条件。两国元首一致认为，应在下列重要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充实中俄伙伴关系：

一、国际关系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一个平衡、稳定、民主、不对抗的新秩序。这一趋势客观上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或相互疏远的根源或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２１世纪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也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２１世纪应该并且能够成为各国家和各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中俄两国在相互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将坚持上述态度，并为确立这一趋势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期应该相互支持，同舟共济，而不应借机谋取私利。

四、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的行动能够更加充分和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日益增长的世界多极化潜力，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逐渐排斥单方面的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行径。因此，支持和全面加强联合国的方针是中俄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联合国进行认真、合理的改革，使之既保留全部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同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充分考虑世界的现实，这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和作用。

完善安理会的工作在联合国改革过程中占有特殊位置。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怀疑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任何绕过安理会的企图都将导致对现有维和机制的破坏和国际事务的混乱，造成以强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事实。扩大安理会的设想应从严格遵守公正的地缘分配原则出发，并征得广泛同意，最理想的应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协商一致。

五、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大国关系的明显改善已成为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不仅必须保持和加强这一趋势，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使各大国不扩大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军事政治联盟，不搞对抗或形形色色的相互遏制，放弃瓜分各地区势力范围的意图。当今世界各大国只要本着伙伴与合作的精神，彼此间就不存在不能通过平等对话加以解决的原则性问题。

六、两国元首主张继续核裁军进程，强调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和巩固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非常重要，认为这一条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保持世界战略稳定的基石之一。

七、振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加强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对推进人类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和俄罗斯重申，愿意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并呼吁发达国家更积极地促进亚、非、拉各国的不断进步。

八、在建立公正、可靠的国际秩序的曲折道路上，需要克服一系列可能破坏这一进程的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和俄罗斯认为，有必要就一些最尖锐的、其升级有可能对国际社会构成现实威胁的冲突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

科索沃局势仍令人关注。当务之急是坚持寻求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任何武力手段只能加剧地区对立。只有在尊重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尊重科索沃地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关于南亚局势，中国和俄罗斯重申其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其它多边会晤中所确认的立场，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全球争取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努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俄两国呼吁所有尚未参加的国家立即无条件地加入这两个条约。同时，两国欢迎南亚国家恢复政治对话，希望对话能够促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维护和增进地区安全与稳定。阿富汗危机不可能依靠武力解决。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通向和平的道路只能是组建一个有代表性的，能充分考虑阿富汗社会各民族、各宗教和政治团体合法权益的政府。联合国和所有希望阿富汗局势稳定的国家有责任敦促冲突各方结束军事行动，开始谈判进程并寻求政治解决现有问题的途径。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对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南北双方以彼此都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继续对话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加强对话、信任与合作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

九、完善现有各个级别，特别是最高级对话机制，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两国元首将充分利用“热线电话”和互致信函方式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商定，中俄第七次最高级会晤将于１９９９年在中国举行。双方将采取共同措施，提高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实效。两国总理将于１９９９年春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定期会晤。双方将为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此，双方将认真落实业已达成的经贸合作协定，努力实现经贸合作的多样化，采用新的合作形式，按国际通行惯例行事。将优先关注大中型项目，活跃中俄两国地方间的经济往来。两国将继续努力就迫切的国际问题加强磋商，协调立场。

两国职能部门将继续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违法活动，包括非法贩运毒品和麻醉品，走私和非法移民。将加大力度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两国将切实落实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两个协定，并将继续在高层就安全保障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磋商。双方认为，１９９８年７月３日阿拉木图五国会晤及其声明为加强中亚地区安全与合作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两国重视扩大和规范双方民间接触与交往，愿意努力增进对对方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和现实的了解。支持和鼓励两国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进行树立中俄两国真实、友好形象的活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有责任为此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元首在世纪之交庄严宣布，两国将忠实于和平、公正和合作的信念，并努力按这一信念行事，使２１世纪能够建立真正的物质、政治、法律和其它保障，构筑一个能避免战争、压迫、破坏、暴力的世界秩序，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摘要】各国实践中，知识产权纠纷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主要通过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知识产权国际诉讼存在许多问题，所以，人们开始避开诉讼，在争端解决机制上另辟蹊径。本文主要介绍几种可适用于知识产权国际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关键词】知识产权国际纠纷　ADR　非诉讼解决机制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中的交易对象与知识产权有着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在许多跨国界交易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主要的客体。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依存加深，涉外的知识产权纠纷急剧增加。在实践中，一方面，这种知识产权纠纷具有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性强、取证困难等特点，案件审理难度较大，审理时日拖延；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还不长，当事人缺乏经验，或盲目介入无效、撤销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院和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理难度。面对新型化的纠纷类型、日益膨胀的纠纷数量，司法资源捉襟见肘。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司法审判，对知识产权诉讼双方都极为不利，因此，运用诉讼外争议解决机制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事议程。

　　一、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概述

　　一般来说，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或选择性争端解决方式，发源于美国，是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或诉讼外争端解决方式的统称。ADR作为替代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方法，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中的一大趋势。 如前所述，ADR主要包括仲裁、调解、小型审判、早期审理评议、仲裁/调解、简易陪审团审判、租借法官等方式。

　　与早起的ADR相比，当代ADR在运作层面上已经出现某些“程式化”特征，如ADR机构的出现、ADR规则的制定等。ADR是一个包含除了诉讼之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程序群，它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外延，只要符合“解决纠纷”和“替代诉讼”两个要素的方式，都可以被认为属于ADR行列。所以，在研究和运用ADR时，准确把握自身的特点一集正确处理好ADR与诉讼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二、知识产权领域适用ADR的可行性与优势

　　随着人类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司法管辖权渐渐将其一部分势力范围让位于包括仲裁在内的诸多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利行使方式，其基本功能是多层次的：首先，诉讼的直接功能是解决纠纷，调整利益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其次，诉讼通过适用法律，具有确认、实现或发展法律规范，保证法律调整机制的有效和正常运转，从而建立和维护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功能；最后，诉讼最深刻的功能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在上述各层次的目标中，其价值排序也是渐进的，即解决纠纷、调整利益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价值最小；适用法律、确认、实现或发展法律规范，保证法律调整机制的有效和正常运转次之；维护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这一价值目标为最高。当这三者发生冲突时，位于序列前位的功能必须让位于后者，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利益必须让位给社会利益。诉讼的这种价值取向为ADR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固有的冲突一直存在，司法程序的目的不仅包括解决当事方之间的纠纷，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通过解决当事方之间的纠纷，矫正被扭曲的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规则。所以一旦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不得随意撤诉或变更诉讼请求，更无权对法律的适用作出让步或更改。相对于整个社会正义的实现来说，商事领域的个体更注重的是自身利益是否真正得到维护。在这一属于私法管辖下的领域，“正义”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而“利益”则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益的真正维护正是正义的体现。ADR与诉讼相比，它的整个过程覆盖了实质性的纠纷产生以前的各种预防、缓和、安抚机制。这是一种专注于纠纷的实质解决的机制。 在商事领域，包括知识产权纠纷领域，实质解决比法律上的形式解决更加符合主体的诉求和社会的实际需要。

　　另外，在过分的迟延和高昂的费用已经成为诉讼的痼疾、法院已经无法从容应对日常纠纷解决的情况下，单一的诉讼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多元化解决争端的需求，诉讼必须找到有效的辅助机制。当法院主动分割出一部分解决纠纷、化解冲突的功能时，多种多样替代诉讼的争端解决方式大量涌现出来，极大地扩充了社会争端解决的渠道。在ADR与诉讼的配合和衔接中，法语的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纠纷解决更多地向规则的发现和确认、利益的平衡乃至决策方向转化；而一部分纠纷解决的功能将转由ADR来承担，法院则由此承担其对ADR进行协调和监督的职能。

　　最后，随着各国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放宽，ADR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在传统的商事领域中选择ADR的当事方越来越多，而且ADR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原本转为诉讼保留的某些商事领域。传统的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范围扩大，可仲裁性问题已经渐渐与公共政策概念相脱离，证券交易等金融争议、反托拉斯、知识产权等本属于传统的不可仲裁事项已经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或者正在向可仲裁的方向演进。

　　三、ADR的主要方式

　　（一）知识产权仲裁

　　在ADR争议解决方法中，仲裁这一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争议解决方法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仲裁”一词是指“争议双方同意的第三者对争议事项做出决定”。从法律角度讲，仲裁是各国普遍接受的用以解决民商事争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在纠纷前或纠纷后订立协议，愿意将其纠纷递交给中立的第三方，由其对纠纷进行裁决，并愿意受该裁决约束。

　　基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早期各国法律不支持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知识产权纠纷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然而，晚近以来，各国对商事仲裁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放松了对仲裁的司法限制。仲裁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公平解决争议的机制，一个能向参与国际交易的当事人提供法律保障的平台，其水平即使不高于也至少等同于国家法院所提供的保护。

　　如今，知识产权可仲裁性问题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大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的成立更是彰显了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有效的书面形式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的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实体为中心的服务对象，不考虑该自然人、法人和实体的国籍、居住地等身份问题。从成立至今，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致力于通过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解决知识产权及相关争议。

　　我国《仲裁法》未否认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该法第2条规定了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列举了不能仲裁的事项，包括：（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有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在我国都属于可仲裁的范围。

　　（二）知识产权调解

　　调解是指第三方应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请求，通过尽量协调双方的分歧，而不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方法。ADR中有很大一部分方式是调解性质的，被称为准调解方式，包括契约指定的调解、小型审理、早期审理评议等。

　　调解作为ADR的一个部分，除了灵活、快捷、保密、经济、可控制等所有ADR共有的优势外，还具有其自身的优势。

　　调解员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人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中立的、无利害冲突的，并且能够灵活控制进程的协商坏境。调解具有相当灵活的程序，调解员可以依协商情况随时开始、暂停和终结调解程序，这有利于争端方在僵持之时适时缓解局面，为进一步提出建设性、妥协性的意见提供一个情感上缓和的空间，并可以在调解程序走入僵局时及时结束，节省争端双方的时间，为下一步的争端解决提供便利。

　　调解与诉讼相容，有诉讼作为其司法保障。与仲裁不同，调解员的决定并没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各方达不成一致，仍然可以将纠纷提交司法程序。由于有司法程序作为其后盾，调解免去了当事人的后顾之忧，避免当事人在个别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更快地促进调解程序的进程。

　　（三）其他ADR

　　1、小型审判

　　小型审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判，而是调解的衍生物。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企业间的专利、许可证、商标、商业外观和版权纠纷。首先，当事人设定程序进行时间为6个星期。程序分两步：第一步“发现程序”，进行有关证据文件的交换；第二步是最后两天的“信息交流会”，参加程序的人员包括争议双方有决定权的高级行政主管人员，以及由他们共同选择的中立者。信息交流会上，双方的律师应各自向自己客户的主管人员陈述对争议的看法、主张，所依据的有关侵权案件的判例以及这些判例可能被赋予的法律效力。管理者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谈判与否，并达成妥协。当双方暂时不能达成一致，则由中立者对案件进行评估，以评估意见为基础，各方主管可再次协商以达成妥协。

　　2、早期审议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