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

王政


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实践中弄清罪与非罪的问题很有价值。
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和根本。因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没有达到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原则或精神及我们的司法实践经验，概括一下，区分罪与非罪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行为的违法情节、危害程度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二者区别的关键是危害程度的大小。如盗窃罪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小偷小摸行为；非法销售枪支罪与非法销售少量仿真枪支的行为；诬告罪同一般散步流言蜚语的行为；走私罪同一般携带走私物品的违法行为等。上述行为之间都是形式相同而危害程度不同的两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犯罪行为和与其形式相同的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必须从认真分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着手。至于危害程度多大是罪与非罪的界定点，在立法和司法中都不可能划定一个死的界限。即便是对某些经济犯罪规定一个司法解释性的财物数额标准，也只是相对的。数额是定罪的主要根据，但不是唯一根据。对于这类案件，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全面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并考察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作案后的态度，根据有关刑事政策精神，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综合衡量认定。因此，涉及此类案件，要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必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素养和政策思想水平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如，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法律没有也不可能有十分详尽的解释，即使根据司法实践需要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些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作出具体解释，也还是较原则的规定，不宜机械地套用，也还需要司法工作人员从程度上加以研究，以便准确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二，根据是否具备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总则除在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概念，以明确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外，还就某些构成犯罪所不可缺少的要件以及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作了具体规定。这就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定标准。如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构成犯罪的年龄条件，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行为造成任何危害也不负刑事责任；第十八条规定了刑事责任能力的条件，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外，刑法在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如果缺少法律所规定的构成任何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不管在客观上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害，也不能定罪量刑。在这里，罪与非罪的界限，就不是司法机关根据危害程度大小来决定的，因为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表现，都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

第三，根据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分则条文为许多犯罪的成立规定了必要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情节是否严重、恶劣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至于什么样的情节才算“严重”、“恶劣”，目前主要靠司法实践经验，由具体负责办案的法官根据具体情形来掌握。
2、以后果是否严重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虽有违章行为，但没有造成上述法定的严重后果的，就不构成犯罪。刑法上规定的所有过失犯罪，都是以造成了某种法定的严重后果作为构成犯罪的一个必要条件。
3、以是否明知某种犯罪事实或者故意实施某种行为作为标准。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销售假冒侵权作品罪，要求行为人必须以营利为目的，且应知销售作品为侵权作品，同时还要求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重婚罪、第二百五十九条破坏军婚罪，分别要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才可构罪。
4、以是否具有法定的特殊目的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罪，要求“要求以勒索财务为目的”或“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才可构成该罪。
5、以是否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方法（手段）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要求“以暴力干涉”的方法或手段，才可构罪。
6、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特殊对象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关于遗弃罪的规定，要求“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才认为犯罪。
7、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数额较大”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等，都要求达到“数额较大”，才认为是犯罪。
以上仅就刑法分则条文上涉及的部分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些标准略加概括。可见，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区分标准，社会危害性大小只是一个总的标准，具体到某一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适用不同的法定条件来区分。

第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严格依法办案的科学态度。刑法的问题，是关系到对人的处理问题，而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为罪与非罪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不仅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而且实际关系到基本的人权问题。因此，我们在分析每一个案子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千万不能凭感情用事，更不能搞人为地扩大。分析问题，一定要坚持看问题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实质，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主观臆断；要防止和克服主观片面性，一定要用全面的观点去把握一件事情，绝对不能凭一孔之见，一面之辞，就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这样很容易造成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甚至草菅人命，使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要做到以上几点，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只有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才能正确地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具有一身正气，敢于捍卫法律的尊严，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特别是要顶住“说情风”，敢于坚持排除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干扰，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权”、“要唯实”、“要唯法”。只有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敢于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才能练就铮铮铁骨，一身浩然正气，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实施，才能做到对违法犯罪行为不枉不纵，才能做到眼明心正，不冤枉无辜。近日网上报导的重庆彭水县秦某因自编短信讽腐败被司法机关以诽谤罪逮捕和提起公诉案、徐州王某因销售少量仿真枪支获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案都不能说是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的结果。

可见，要真正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执行贯彻好刑法，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广大法律工作者扎扎实实地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2006-12-25





　 在执行程序中执行主体即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一般而言，都是生效法律文书所载的原告与被告双方。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某些特殊情况出现，需使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扩张到其它民事主体，即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程序。由于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在理论上存在不少争议，执行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本文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对该问题进行阐述：

　　一、执行主体扩张的理论依据

　　执行主体的扩张即变更或追加主体的法理基础，在于执行主观范围的扩张理论。该理论是指在对人的效力上，执行依据除了及于执行依据上明确规定的当事人之外，还及于一定范围内的其他人。执行主体范围扩张理论是既判力、拘束力、确定力原则的例外，是避免就同一法律关系重复诉讼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最大效率地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纷争解决的实效性和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

　　二、执行主观范围的扩张

　　执行主观范围的扩张，既包括执行申请人（权利人）的扩张，又包括被执行人（债务人）的扩张。我国现行立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仔细研读上述立法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未明确规定申请人扩张的规定。但从类型上分析，执行当事人扩张包括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与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其中，申请人的变更主要有有债权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受让等情形，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有以下几方面的情形：①变更被执行人的继承人或承受人为被执行人，如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合并分立、歇业、更名的，以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主体为被执行人；②追加同一性质的责任主体为被执行人。如追加分支机构的法人为被执行人；③追加股东，开办单位等为被执行人，如追加开办单位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执逃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三、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程序问题

　　 由于申请人变更的情形比较简单，在执行实践中也少遇见，本文重在分析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的稳定情形。

　　（一）申请人向执行法院提出变更或追加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一般而言，执行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

　　（二）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追加、变更被执行人为重大执行程序中重大事项，执行法院应组成执行合议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执行听证，以充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合议庭应根据听证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有关证据材料作出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追加申请。

　　（三）异议的处理。对于追加或变更为被执行人的第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执行法院应及时进行审查，但执行制度追求的是效率，而最高效率地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此时的审查主要为形式审查，不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争议。

　　 总之，执行主观范围的扩张，在执行程序中具有双重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若无限制的运用，随意将第三人变更或追加为被执行人，无疑将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既要合理确定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范围，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性，又要避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平说于两者的最佳是执行实践中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制度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