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信访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章 信访工作机构与人员
第四章 受理范围
第五章 处理规则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活动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信访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表达意愿，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单位负责处理的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人，是指进行信访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国家机关是指本省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五条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受理信访是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对来信来访必须认真受理、接待，及时处理。
第六条 处理来信来访，要坚持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就地解决问题的原则，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制。
第七条 各民族人民群众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信访的权利。

第二章 信访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信访人依法进行的信访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信访人不得歧视、刁难、打击报复。
第九条 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二）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
（三）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要求；
（四）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国家机关催促处理、要求答复信访事项。
第十条 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应当覆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和歪曲事实，诬陷他人；
（三）自觉遵守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德，不得威胁、要挟、谩骂、殴打有关工作人员；
（四）接受国家机关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处理，不得无理取闹，不得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第十一条 反映群体意愿的来访，应当推选代表进行。

第三章 信访工作机构与人员
第十二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设立的信访工作机构，应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人员，选择政治坚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联系群众，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人员从事信访工作。
第十三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应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要有一位负责人主管信访工作，经常对本机关的信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处理重大信访问题，其他成员要负责处理分管工作的信访问题。
第十四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部门是代表本机关处理来信来访的职能部门，其职责是：
（一）接待受理信访人的来信来访，向信访人宣传法律、法规、政策；
（二）承办上级国家机关和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转办、交办的信访案件；向有关国家机关和下级机关转办、交办、督办信访案件；
（三）综合研究信访情况，及时向领导反映群众的要求、意见、建议，提出处理意见；
（四）调查处理重要信访案件；
（五）协调有关机关处理信访案件；
（六）检查、指导、联系下级机关的信访工作；
（七）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有关信访事项。
第十五条 信访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有提出建议，参加有关会议，阅读有关文件，作必要的调查取证的权利。
第十六条 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公正无私，做好信访工作。
第十七条 信访工作人员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受到侵害时，当地公安、保卫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信访工作人员与信访案件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四章 受理范围
第十九条 本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受理下列来信来访：
（一）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意见、批评、建议；
（二）对本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遵守、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意见、建议和申诉；
（三）对本行政区内行政、事业管理工作重大问题的建议；
（四）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任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建议、批评、意见和对上述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控告；
（五）对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决议的意见和建议；
（六）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转办、交办的信访案件；
（七）应由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处理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条 本省各级人民政府受理下列来信来访：
（一）对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行政机关决定、命令方面的建议、批评、意见；
（二）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与控告；
（三）对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中应由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解释的问题；
（四）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就有关问题处理的申诉、意见；
（五）对本级人民政府行政、事业管理工作的建议、批评、意见；
（六）对设在本行政区内无行政隶属关系的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意见；
（七）应由本级人民政府处理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一条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下列来信来访：
（一）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对本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和下一级人民法院负责人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依法应由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告诉和申诉；
（四）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受理下列来信来访：
（一）对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对本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和下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检举；
（三）依法应由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控告、检举、申诉；
（四）应由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其他问题。

第五章 处理规则
第二十三条 对来信来访问题，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及时转给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跨地区同一系统的信访问题，由其系统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协调处理；同一地区不同系统的信访问题，由同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机关协调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来信来访问题，原处理单位撤销的，由原处理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处理；原处理单位合并的，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处理。
第二十六条 检举、控告各级国家机关主要负责人的重要信访问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制度，转由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可以向下级国家机关，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向本级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交办信访案件。
承办机关、部门、单位对上级国家机关和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交办的信访案件，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以外，要在三个月内结案，并报告处理结果；重大疑难案件，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结案的，应当向交办机关报告办理情况，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八条 交办机关收到承办机关的信访处理结果报告后，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应当退回承办机关复查处理，承办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复查处理完毕；必要时，交办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调卷审查，调人汇报，或者直接督促、协调处理。
第二十九条 任何机关、部门、单位、个人不得扣押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材料；不得将控告、检举材料泄露给被控告、被检举人；不得将上级机关或领导人对控告检举材料的批示告知当事人。
第三十条 精神病人有实际问题要求解决，应由其监护人或亲属代为反映。
接待单位发现精神病人上访，可通知其所在单位、监护人或居住地人民政府接回；无家可归、又无经济来源的上访人员，由民政部门收容、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的上访人员，由公安部门处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本省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及其信访部门对处理来信来访成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人民群众在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检举、控告，对于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有显著成绩的，有关机关、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根据职责分工，应当接待而拒绝接待，或者应及时处理而故意拖延的；
（二）对上级国家机关、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交办的信访案件顶着不办或弄虚作假、谎报处理情况的；
（三）泄露信访机密或将控告、检举信件的内容有意透露给被控告、被检举人的；
（四）丢失、隐匿或者私自销毁人民群众信访材料的；
（五）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的；
（六）其他违法或者违犯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信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来信来访蓄意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
（二）携带凶器、爆炸物、危险物品威胁信访工作人员的或者侮辱、殴打、要挟信访工作人员的；
（三）歪曲、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
（四）以上访为名流窜行骗，聚众闹事的；
（五）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教学秩序行为的；
（六）无理取闹、屡教不改或串连、煽动他人无理上访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党政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外国人、港澳台居民及华侨的来信来访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 向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司法方面的申诉控告，按《辽宁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暂行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