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等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宣传、贯彻〈婚姻登记办法〉涉及计划生育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1986年6月2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并计划单列市计生委、民政厅（局）：
《婚姻登记办法》公布以来，基层民政助理和计划生育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问题，经我们研究，拟定了《宣传、贯彻＜婚姻登记办法＞涉及计划生育有关问题的解答》，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宣传、贯彻《婚姻登记办法》涉及计划生育有关问题的解答
一、计划生育部门对贯彻《婚姻登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何要求？
答：《办法》公布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已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如何贯彻执行问题发了通知。通知要求各级计划生育部门采取积极态度，坚决贯彻执行，并协助民政部门做好《婚姻法》和《办法》的宣传工作。
二、提倡晚婚是不是同《婚姻法》和《办法》相矛盾？
答：“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办法》是贯彻执行《婚姻法》的程序法。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同贯彻《婚姻法》、《办法》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婚姻法》明确要求的。今后，仍要继续大力宣传、提倡和鼓励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同时，必须明确，晚婚年龄不是法定婚龄，它不能代替法定婚龄。对于已达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应该动员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晚婚的号召，提倡并鼓励他们到了晚婚年龄后再结婚。
三、有些地方硬性规定晚婚年龄，不达到晚婚年龄就不给当事人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这样做对吗？
答：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人口政策。提倡和鼓励晚婚是控制人口的一个办法。做好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思想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提倡、鼓励和支持青年适当晚婚。对于已达到法定婚龄，符合《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在进行晚婚动员后，男女双方仍坚持结婚的，应出具婚姻状况证明。
四、对过去提倡晚婚工作中制定的一些不符合《婚姻法》和《办法》的规定，应如何办？
答：提倡晚婚晚育，主要是通过宣传晚婚的好处，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过去在晚婚问题上曾做过的一些不符合《婚姻法》和《办法》的规定，应进行修改。
五、取消硬性规定的晚婚年龄后，如何继续做好晚婚晚育工作？
答：一方面要切实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学法、执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帮助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丝毫不能放松对群众的晚婚晚育宣传工作，要继续提倡和鼓励群众适当晚婚；同时对已婚夫妇要热情指导避孕，适当晚育，避免出现撒手不管的现象。
六、对早婚问题应如何办？
答：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曾联合下达过关于严禁早婚的通知。早婚、不登记就结婚属于违法婚姻。早婚，不登记就结婚也必然造成计划外生育。目前，这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又有抬头，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现在，要重申这个通知的精神，严格依法办事。


　【内容摘要】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制条件下，对人身损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即抚慰金的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凡是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造成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请求赔偿抚慰金，填补因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法官斟酌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抚慰金金额，既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抚慰，也对加害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并警戒社会，防范侵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精神损害；侵权；赔偿

　　引言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课题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关注。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还不详尽，保护范围过窄，许多案件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导致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因此，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已是大势所趋。

　　一、关于精神损害问题

　 （一）何谓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精神损害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1]

　　（二）我国学者对精神损害概念的看法

　　一般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前者指的是所有金钱与物质上的损害，例如商业利益的丧失或医疗费用的支出，后者包含了所有不是发生在个人的金钱或物质财产上的损失，例如肉体上的痛苦或感情上的伤害。作为金钱上的损失，前者能够用金钱加以计算，尽管有时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计算必定是粗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金钱不是作为其他金钱的替换品，而是对其他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的替代：这是法院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2]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大陆学者尚未达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上的精神损害概念系指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权，受害人因此而蒙受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3]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4]

　　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两个方面，损害是非财产损害的一部分，非财产损害除了精神损害之外还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社会评价降低等。” [5]

　　第四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只能理解为精神活动因不利影响而造成的不良状态，和‘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含义不同。精神活动的任何不良状态，都属于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忧虑、焦急、失望、绝望、沮丧、抑郁、悲伤、恐慌、烦恼、怨恨、愤怒、痛苦、麻木，等等。”[6]

　　 综上理论，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两方面的损失。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本文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较狭义学说更为全面、合理、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需求，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现行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在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而综观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其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更为合适。因为：

　　 1.《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所以，从法律规定上讲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并无关系，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有通过财产的方式才能得以落实。

　　3.精神损害确实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但这很难用金钱等有形财产来体现；所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中，金钱赔偿无可厚非才是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的最好方式。在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二、如何建立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建议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有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仅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自《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争论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当今，很多人都认识到，精神损害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等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极不公平的。

　　第一，国家必须正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

　　第二，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理障碍。虽然有人认为国家侵权和个人侵权有所不同，但是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的主体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公民侵权应承担责任，而国家侵权则以国家的身份自居而免责。事实上，国家侵权所给公民带来的危害，不比公民侵权的程度低，甚至更为严重，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更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政权的稳定。所以，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不仅是一般的法律赔偿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不是国家权力产生了公民权利，而是公民权利产生了国家权力。所以这些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公民，对公民权利受到的损害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他们恰好颠倒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意识不到国家对其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