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

陈汉高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20日9时度，刘某枢伙同王某基等人带着16张面值1000元（共16000元）的秘鲁币在五华县县府广场，准备用秘鲁币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此时，以摩托车载客为业的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5人发现刘某枢等人有诈骗犯罪嫌疑，即向他们包围过去，企图控制他们。刘某枢等人见势头不对，立即分别驾摩托车逃跑。李某红、周某富等人驾驶摩托车紧紧追赶，将刘某枢抓获，王某基则逃脱，并从刘某枢的摩托车上搜获16000元秘鲁币，并对刘某枢讲：“是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指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私了”指拿钱给嫌疑人），刘某枢就同意“私了”。
　　随后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将刘某枢转移到工业园，后来周某群等4人闻讯后也来到现场参与勒索行动。接着李某红、周某富等八人将刘某枢转移到鱼苗场等地。期间，李某红、周某富等人要求刘某枢出35000元“私了”，后经双方讨价还价，同意刘某枢交15000元“私了”，并要刘某枢打电话给其同伙王某基和家人来五华交钱，于是，刘某枢打电话给同伙和家人，要其带钱来五华赎人，并约定在某大桥处交钱。当晚22时度，被告人李某红用摩托车载刘某枢的亲人去交钱途中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随后抓获正在转移刘某枢的被告人周某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则伺机逃走。
　　补充说明：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近期县城发生多宗利用秘鲁币实施诈骗的事件，其中李某红的亲戚近期被人用秘鲁币骗走了3万多元，周某富的妻子被诈骗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刘某枢以前在北京因利用秘鲁币实施诈骗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在公安机关送其到医院检查时逃走。

二、分歧意见

　　对本案如何定性，办案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理由是：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因妻子、亲戚等被犯罪分子用秘鲁币诈骗，骗走一些钱财，他们非法扣押刘某枢的目的是为了追债，属于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人质的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主观上有勒索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以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其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受害人是邻县人，身上没有带钱，若一放开他则无法得到钱财，这是本案特定的条件下，敲诈勒索行为实现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且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不以伤害刘某为要挟，限制刘某的人身自由时没有采用捆绑等恶性的手段，而且地点比较公开，只是多人看管不让其逃跑，与绑架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相去甚远，所以李某、周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绑架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理由是：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以受害人刘某枢行骗为由，以送其到公安机关相要挟，将受害人扣押、控制，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向其亲友发出交钱才放人的信号，要求其亲友交钱赎人，以达到挟持他人勒索财物的目的，符合绑架罪的特征。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从如下几方面去分析：

　　(一)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向受害人索取钱财如何定性？刑法第238条第三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但是，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有没有债务关系？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利用秘鲁币诈骗嫌疑人亲友的犯罪团伙是不是受害人刘某枢一伙？这个问题连嫌疑人都不敢肯定，只是假想他们就是同一伙人。因此，嫌疑人亲友与受害人之间存不存在债务关系是不确定的。其次，即使受害人刘某枢等使用秘鲁币对嫌疑人的亲友实施了诈骗行为，嫌疑人和受害人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嫌疑人向受害人索取钱物是非法的，从其“是公了，还是私了？”一语便可看出貌似伸张正义的嫌疑人具有敲诈勒索不法分子的主观犯意，即抓住受害人持秘鲁币准备实施诈骗的把柄，惧怕被送公安机关追究刑责，迫使受害人接受其提出勒索钱财的要求。嫌疑人以非法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不符合非法拘禁罪第三款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人质的构成要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而是敲诈勒索的行为。

　　（二）嫌疑人实施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如何定性？就对他人人身自由的侵犯而言，绑架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但绑架罪主观上必须是以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利益为目的，而非法拘禁罪无此目的，这是两者关键区别。本案中，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对刘某枢采取八九个人在场看管的方式进行控制刘某枢的人身自由，并不断转移地点，但在整个过程中偶有对受害人进行手脚推拿及言语威胁行为，具有强大的威胁力，看管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之久，虽没有对受害人采取捆绑、关押等恶劣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但这并不影响其构成绑架罪。现实中许多案例中的绑架都比较“温柔”，不像影视里的典型绑架——捆绑、封口，有的被绑架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绑架”。是否实际控制、绑架了他人，将受害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是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主要区别之一。若控制、限制了他人人身自由的，属绑架罪。

　　（三）嫌疑人向受害人亲友索钱的行为如何定性？当受害人刘某枢打电话向其同伴及家人打电话，表明自己的处境，要他们筹15000元钱送过来。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即意味着嫌疑人向关心、爱护受害人的亲友发出了威胁，使其对受害人的处境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出于对受害人的关心不得不按照嫌疑人的指令去做。此时，索取财物的对象从受害人本人转移到受害人的亲友身上，对象发生了变化。而敲诈勒索罪是向受害人发出勒索财物的威胁，绑架罪则是向关心爱护被绑架人的相关人员甚至单位发出威胁，侵犯了另一法益，即受害人之外的相关人员的身心健康，使其对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处境产生担忧，产生心理恐怖不安，这是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主要区别之二。

　　（四）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扣押人质向受害人及亲友索取钱财的行为应定绑架罪。绑架罪的本质特质是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挟持他人或者使他人处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以实施杀害、伤害或者其他侵犯被绑架人的方法向被绑架人的家人、亲属或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或单位发出威胁，迫使后者交付赎金或者满足行为人的其他非法要求。主观方面有控制被绑架人谋取非法要求的目的。客观方面其行为常常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对他人进行绑架等将他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的行为，这里的绑架并不一定要求捆绑、关押等；二是向关心、爱护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提出非法要求。绑架罪是目的犯，其目的是勒索财物以及实现其他非法利益，在实践中以勒索财物较常见。本案中，因为刘某枢有犯罪嫌疑，被李某红、周某富等发现，并提出“公了”还是“私了”时，受害人刘某枢选择“私了”，可见，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主观上存在借机敲诈勒索的犯意十分明显，敲诈勒索数额从30000元讨价还价减到15000元；客观上实施了威胁、要挟行为，即送公安机关、不交钱来就不放人，并在多人看管一人的情况下限制了刘某枢的人身自由，虽没有采取捆绑、关押等恶劣手段，但其人身处于不自由状态，及对自己人身安全产生的高度恐惧。同时嫌疑人通过受害人向其亲友发出了交钱赎人的信号，接到电话的王某基及受害人刘某枢家属对刘某枢产生担忧，不知道刘某枢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产生心理恐怖不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定绑架罪比较准确。

五华县检察院 陈汉高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时效若干问题探析

梁栋杰


【摘要】诉讼时效是民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不够全面、明确，理论上对诉讼时效的一些具体问题争议较大，如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完成的效果、法院是否应主动适用时效等，这些都是诉讼时效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诉讼时效；请求权；时效不完成；时效届满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但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诉讼时效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颇多，下面就有关诉讼时效的若干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以期对此类问题求得正确理解。

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界定，关系到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合理性。但我国《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并未明确规定。比较法上，日本民法以债权及其他非所有权之财产权为客体，德国民法以请求权为客体，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亦以请求权为诉讼时效之客体。[1]（p243）通说认为我国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应为请求权，因为只有请求权才须以义务人的给付为满足条件，因而涉及相对人的利益，但并不是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一）债权请求权　　根据债权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将债权请求权分为：1．基于契约之债的请求权; 2．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3．基于无因管理而生之请求权；4．基于不当得利而生之请求权。债权请求权是否一律适用诉讼时效，有不同的观点：凡债权请求权，无论其发生原因及请求权内容为何，均得为消灭时效（诉讼时效）的客体；[2]（p522）诉讼时效的客体，主要是债权请求权，但属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消除影响请求权，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都应不适用诉讼时效。[1]（p243-245）
一般而言，债权请求权都适用诉讼时效，但必须注意的是，有的债权请求权由于与一定的事实关系及法律关系始终共存，因此当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依然存在时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这些债权请求权主要有：1．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包括存款及利息支取请求权、债券还本付息请求权；2．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包括收益分配请求权、股息支付请求权；3．因侵害某些人身权如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含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亲属关系中的受扶养权等而产生的请求权。[3]4．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之间的债权。
（二）物权请求权
对于物上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共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主要有三点理由：（1）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具体体现，是包含在物权权能之中的，只要物权存在，物权请求权就应该存在；（2）物权请求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对物权的圆满支配，它是保护物权的一种特有方法，如果物权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消灭，但是物权继续存在，这将使物权成为一种空洞的权利；（3）对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物权请求权而言，还存在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困难。[4]（p720）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1]（p244）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
请求排除妨碍、请求恢复原状、请求返还原物之物上请求权，由于该类侵害他人物权具有持续特点，诉讼时效难以操作，不宜纳入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侵害他人物权造成财产损失时，由于损害赔偿请求权本质上是债权，故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基于相邻关系的纠纷而生之请求权，由于产生纠纷之状态处于持续地重复发生，故不适用诉讼时效。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是依共有人单方面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属于形成权，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
（三）人身权上的请求权
人身权上的请求权由于是基于人身权而发生的，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上必须慎重。鉴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主要是规律财产交易关系维护交易上的安全，加之人身权涉及公序良俗与人格尊严且与某种事实关系法律关系共存，所以各国法律在对人身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莫不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主要为：该种身份权上请求权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如果是则适用诉讼时效，否则不予适用。考察各国立法规定，下列人身权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1．夫妻同居请求权（如《台湾民法典》第1001条）；2．确认婚生子女的请求权（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48条）、确认生父母身份的请求权（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70条）；3．亲属之间的抚养请求权本身（如《台湾民法典》第1114条）；4．判决离婚时的赡养费请求权本身；5．人格权受侵害时的除去妨害请求权。其他的人身权请求权如判决离婚时赡养费各期请求权、亲属间抚养费各期请求权、人格权受侵害时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人身权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上的民法保护方法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其中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停止侵害不属于债的范畴，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但因人格权被侵害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应适用诉讼时效。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有两大类：其一是基于纯粹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如扶养请求权、同居请求权，这类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二是基于非纯粹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这类请求权本质上是债权，应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效果
诉讼时效完成后产生何种效力状态，大陆法系各国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4]（p743-744）
1、实体权消灭主义。此种立法，将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是采纳了德国学者温德夏特的主张。属于此种类型立法的代表为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2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2、诉权消灭主义。此种立法认为，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本身仍然存在，只是诉权归于消灭，这是采纳了德国学者萨维尼的主张。属于此种主义的立法，有法国民法典、苏俄1922年民法典及匈牙利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
3、抗辩权发生主义。此种立法认为，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应为有效，这是采纳了德国学者欧特曼的主张。属于此种主义的立法，有德国民法典、台湾民法典和苏俄1964年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第222条第1款规定：消灭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有拒绝给付的权利，台湾民法典的规定与此相同。　　　　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的，不得以不知时效期间经过为由要求返还。”由此可见，丧失请求权不是丧失实体权利，而是权利人丧失诉讼意义上的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该“权利”谓之“胜诉权”。权利人丧失胜诉权，权利人仍有受领权，且义务人自愿履行义务后不得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重新主张履行无效。因而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不应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对此类案件不予立案。因为权利人仍享有诉讼的权利，只是由于时效期间的经过而丧失了受法律保护的胜诉权。
以上学说以抗辩权发生说最为合理。按抗辩发生说，不仅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仍享有起诉权，可诉至法院，由法院审理权利人是否有正当事由障碍时效期间进行，而且表明在时效期间届满后，即使无正当事由阻碍时效期间进行，义务人是否需享有时效利益取决于其意志，法院不能主动援用时效规定，也不能依职权驳回权利人的请求。相反，义务人依抗辩权拒绝履行义务，法院应不支持权利人的主张。

三、关于时效不完成与时效中止、中断1.时效中止与不完成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区别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发生的时间不同。就时效中止的发生而言，存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如我国民法通则要求中止事由发生在时效期限届满前6个月。就时效不完成而言，则事由发生在时效即将完成之际，但时间点尚不够具体。时效中止的实质在于停止的时间不计入时效期间，它发生于时效进程之中。而时效不完成的实质在于，针对特殊的情形设定一个特定的时间，即使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权利人的请求权不因此而受到影响，而延至为之设定的特定时间。时效不完成的发生不以时效进行的停止为前提，所以不一定发生于时效进程中，而可以突破时效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讲，时效的不完成是对时效期间的变相延长。 （2）发生的具体事由不同。中止的法律事由为：引发时效中止的事由的存在通常是一时的，有其存在的期限性，并且通过停止计算期间的方式已足以达到保护权利人正当行使权益的目的。而不完成的事由为：引发时效不完成的事由，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其延续的期间通常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者较长。 （3）法律效果不同。时效中止的法律效果在于使中止事由发生的时间不计入时效期间，或者说将该期限从时效期间内排除，通过停止时效期间计算的方式来维持当事人利益的均衡。而时效不完成的法律效果则在于变相延长了时效的期间，即在时效的不完成的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停止计算，而是在存在法定事由期间或之后的一定期间内，即便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也不发生通常的届满的法律效力。
从狭义上讲，诉讼时效的中止与时效的不完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时效中止与不完成都是时效的停止形态，因此我国许多学者常将二者并视，在界定时效中止的概念时，往往称，“诉讼时效的中止，也称不完成”。这实际上是对两个不同范畴的不合理混用。
2.时效不完成与中断时效不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效中断的补充，但二者存在如下区别：
一是适用基础不同。就其事由不同言，时效中断乃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时效不完成乃基于当事人以外行为，有为权利之无法行使，有为权利之不便行使。时效中断通常为权利人在时效进程中从事了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再怠于行使权利，从而使得时效进行的基础不复存在。时效的不完成则无此考虑，而主要基于特别情事的存在，并且时效期间终了之时该特别情事可能仍未结束，如使时效正常完成对权利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时，该种特别情事在客观上不便于中断，时效不完成的适用常常以排除了时效中断的适用可能为前提。正因如此，史尚宽先生认为，“而权利人主观的不问其任何理由，全无中断时效之意时，亦不妨发生停止时效完成之效力。” 二是法律效果不同。中断的直接效果为重新计算期间，因而对权利人的保护最为有利。而时效不完成的效果仅在使其将完成的时效，于一定期间内暂不完成，其已进行的时效期间仍有效，如果在一定期间内别无时效中断的事由，则时效经过该法定犹豫期而完成，但犹豫期的设定仅以保障债权人能有足够行使权利可能为限。 在时效的停止制度方面，我国传统民法中没有采用时效的不完成的概念，仅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时效中止。即如《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之后，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以“其他障碍”为依据扩展了时效中止的事由，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７２条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欠缺法定代理人时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但这一解释将欠缺行为能力人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归入了时效中止的适用范围，此种做法既不符合德国民法的界定，也与台湾民法不同。时效不完成与我国传统民法中的时效中止存在明显差异，其实施的方式各有特点，具体功效也有所不同，时效不完成制度所特有的法律价值并不能为诉讼中止所替代。因此，我国应借鉴时效不完成的制度经验。
四、法院可否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
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5]（p163）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时效。但是，在前苏联，出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要求，否定了这一罗马法原则。例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82条规定：不论双方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在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但多数学者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提出后才能进行审查。理由在于：第一，法官不得主动适用时效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的通行作法。虽然前苏联民法典要求法官主动援用，但在前苏联解体后，1994年俄罗斯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99条却做出规定，即“法官仅根据争议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提出的申请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对此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解释上应与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相一致，这样才能符合时效制度的发展趋势。第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分干预。诉讼时效届满，义务人就取得了一种可以不再履行其义务的利益，权利人如提出请求，义务人可进行有效的抗辩。既是一种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换言之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主张与否，是对其时效利益的处分，这种处分既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就破坏了私法自治原则。第三，法院审查时效以当事人主张时效利益为前提，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并不绝对丧失，这要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行使其时效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行使该项权利，表明其对时效利益的主张，法院应给予审查，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如果义务人不行使该项权利，可能是基于良心的感召，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向权利人做出履行，此时如果法院强行适用时效，对权利人做出败诉判决或者驳回起诉，这是有背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的。
作者，梁栋杰，男，汉族，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审判员，二级法官，法学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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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梁慧星．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王泽鉴．民法总则[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 张 弛．论诉讼时效客体[J] ．法学，2001，（3）．
[4]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