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摘要：本文对离婚诉讼中一方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精神损害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从其内容`法律要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今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此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结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也将更加复杂。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也将势必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但在此过程也迫切要求有关立法部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成果，不断完善`巩固有关法律法规，使有关法律更加规范`完整`成熟，进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文明与进步！

关键词：离婚 精神损害损害 立法问题

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不是陌生的制度，198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为公民受到精神损害后寻求损失的赔偿开辟了一条法律的通道，也使早先受到人为观念因素禁锢大法学思想重新获得了解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学理论的“拨乱反正”。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实践，对弘扬公民（自然人）的人格权利，贯彻《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具体到婚姻家庭中产生的离婚纠纷案件，据有关部门统计，有25%起因于家庭暴力`婚外情`通奸`姘居`重婚等，且由此原因导致婚姻破裂的趋势有增无减。婚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一方的过错导致婚姻破裂，对他方造成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尤其是精神损害往往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受害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之诉，惟其如此，才能体现当代婚姻家庭法的公平原则和保护弱者的原则。就此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特作如下探讨`论述。
一。离婚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及法律要件。针对社会生活中离婚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外各国法律对之均有所涉及。1。国外的立法先例。《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 因解除婚 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他方仅得在离婚诉讼之际请求损害赔偿”。《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 因离婚致无过失之配偶，其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失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日本民法典》第151条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墨西哥民法典》第288条规定：“如果因离婚导致无过错一方的利益遭受损害或侵害时，有过错的一方所谓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应付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各国立法实践对于离婚 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视。各国立法通过对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确认，给予受害者以抚慰，同时最大限度地防止违法侵权行为的发生，引导社会努力形成一种尊重他人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的时代精神和良好社会风尚。我国立法根据社会现实并参照外国立法实践基础上本着更好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制裁、预防婚姻家庭中违法行为，填补无过错方损害原则，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力求逐渐完善对人格权益提供司法保护的法律基础。
2、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的立法。根据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2001年12月2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进一步对《婚姻法》第46条作了阐释。具体而言，婚姻关系缔结双方如有一方 因自身行为对另一方造成身 心上的伤害，作为受害一方（即无过错方）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有权向人民法院主张由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请求。该项请求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与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当然，对于此项权利的主张行使，最 根本地取决于当事人，既可以依法行使，也可以放弃，如果 当事人放弃该项权利的行使，法官则不应主动干预，但法官有向其告知的义务。在新《婚姻法》中所具体罗列的四种损害情形，都有违于我国法律所倡导的”公序良俗“，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重婚“不但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婚姻义务，严重伤害了一方配偶的基本感情，因此，新《婚姻法》将其首列于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由于婚姻关系一方的非法行为造成受害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创伤`精神痛苦的损害，当然期间也包括为恢复损害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在审判实践中，只要确认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无论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且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就可确认受害配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引起的离婚诉讼精神损害赔偿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家庭暴力”是新《婚姻法》针对现实生活的需要新增补的一项内容，其泛指家庭成员（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其引发的损害赔偿的特点是损害事实既包括 肉体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在1980年《婚姻法》“总则”部分即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新《婚姻法》仍保留了这一原则性规定，虐待与遗弃家庭成员是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因此，新《婚姻法》对于由此引发离婚诉讼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作了明确的说明。
3。 离婚诉讼精神损害过错方责任法律要件。（1）存在损害后果，即因人格权益等有关民事权益遭受非法侵害，造成受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肉体痛苦；（2）存在违法侵害自然人人格和身份权益的侵权事实，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一是直接侵害法定的权利，二是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的方式侵害合法的人格权益；（3）侵权事实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4）侵权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精神损害赔偿实行过错责任制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与侵害实施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对最终的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具有直接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重于一般侵权行为，故意重于过失，直接故意重于间接故意，重大过失重于一般过失，即过错程度越大，赔偿数额越高。 二、在离婚 诉讼中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1。精神损害不应以直观的身体伤害与物质损害为限。（1）根据立法的精神与原则，评价精神损害之程度，应以人格上所受的屈辱程度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程度为衡量尺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误区，认为精神损害的直接表现应为身体上的伤害与物质上的损害，从而忽略了被侵权人内在心灵的创伤与痛苦。对人的身心侵害，往往不具有身体外表伤害之明显特征，但心灵伤害却并不一定会比身体受伤轻微，因而在具体法律实践中不应以身体受伤程度和财产损害程度去绝对地界定精神受损程度，而应以致害人所施手段`致害情节`心态动机，以及受害人实际蒙受的精神上的损害和情感上的屈辱而论。（2）婚姻生活中的另类“冷暴力”行为也理应归入离婚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关注范畴以里，现实生活中施暴配偶经常性言语侮辱对方或长期冷淡对方，使受害配偶在精神上`心理上遭受困扰，进而蒙受精神痛苦，造成精神衰弱及崩溃等不良后果，其理应承担相应损害责任。2。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针对如何认定有过错方实施的伤害行为属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现实中对伤害严重`情节恶劣`危害性大的伤害行为容易认定，对一般伤害行为则较难把握 ，又由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实践中不 能把夫妻间的打闹行为扩大化，如此只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从而影响法律的公理会性。具体对待一般伤害行为是否为家庭暴力应关注其是否具备连续性及对一方当事人造成的后果性。据2001年3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2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数额损害抚慰金”。案例实践中势必会有人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来反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一方，借以规避法律的制裁，由此也会造成个别法院的难以判定。事实上离婚诉讼关系中无过错方因对方实施的种种或有形或无形的不法行为给其造成心灵上的阴影与精神上的痛苦，其本属较为抽象的概念范畴，需借助于某些物质现象去辨别，如是否造成对无过错方身体健康上的损害；是否因精神因素扰乱了无过错方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秩序；是否影响了无过错方有序的生产`竟因活动等事实后果。如过这些确为肯定，就应毫无争议地将其定性为已造成“严重后果”，而对过错一方实施一定的制裁措施，给予无过错方法律上的保障与支持。（3）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这一形式，从其历史沿革状况考察，起源于古代的“赎罪金”，它是随着历史上民事和刑事制度的 分别设立而从刑罚制度中分立而来的。在当代，对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曾一度被视为是将人格权利商品化，是资产阶级利益观和金钱拜物教思想的体现，理论上受到批判，立法上也不予确认。今天，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健全，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违法侵权行为的发生，引导社会力量形成一种 尊重他人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的时代精神和良好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陆续制定出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的法规，无疑是我国司法制度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在具体的赔偿数额问题上，目前业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解释》对此亦未涉及，其主要原因是，精神损害赔偿原本就属抚慰性质，赔偿指向是精神损害，它属非财产属性，决定了它缺乏物质估价基础的属性，故许多国家立法都尊重了这一客观规律，采取了“酌定”方式解决，即指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情节`后果和影响等酌情确定赔偿责任和数额。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上述条文综合性地考虑到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功能`惩罚功能和调整功能。但是在目前已有的实践来看，诸如城乡经济差异等问题的困扰，导致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执法差异，落差有时令人咋舌，如在2001年内蒙古林西县人民法院审结的原告诉被告刘某与他人同居有重大过错而导致离婚诉讼中原告主张由过错方刘某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法院最终根据当地生活水平`过错方过错程度`负担能力等情况综合考虑判予2000元人民币的精神赔偿金。同期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结的类似案例中，原告所主张的20000元人民币的精神赔偿金请求得到了法院的全部认可。上述两案例均为该自治区（直辖市）首例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案例，但其差距凸现，充分暴露出具体案例处理中地区间损害赔偿金额的巨大落差，这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在有朝一日出台一个合乎法律要求与社会情理的具体参照标准，这些问题势必会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总的来讲，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获得赔偿是对 婚姻关系中有过错一方的一种制裁方式，为了有效地实现法律的惩罚性，在当前立法环境中，具体的操作可考虑再离婚诉讼中分割家庭财产时将应属于过错一方的财产在一定幅度内适当倾斜并判赔于无过错方，从而也可体现出对无过错方的经济补偿性。
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精神损害本是一种无形损害，本质上不可估量，金钱赔偿并不是给精神损害明码标价，两者之间不存在商品货币领域等价交换的对应关系，它只是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只有当侵权人承担其他形式的民事责任 不足以弥补受害方 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金钱赔偿的方式。新《婚姻法》规定有过错方须为自己的重大过错行为在支付离婚代价的同时 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项新规定符合法律的激励功能，有利于矫正人们的行为，并对具体社会行为加以调控，同时有利于在新形式下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妇女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每一个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及社会的整体稳定。新《婚姻法》增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对无过错离婚原则的一种补救措施，以平衡因离婚而造成的利益失衡和不公平，体现法律的公正与正义。但是不容否认，相关的法律制度人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规范。具体而言，比如：（1）在离婚诉讼中因对方重婚导致离婚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中，赔偿权利主体是无过错的受害配偶，义务主体只能是有重婚行为的对方配偶，却并未对与对方配偶重婚的相婚者（主观亦有过错的，存恶意的）承担何种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作具体规定，这又是法律的 不尽完善之处，有待在今后立法过程中加以探讨`健全。（2）就离婚损害责任的要件是否构成要件，在法律上还应具体地加以规范利用，首先是婚姻关系中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与夫妻感情导致破裂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即从 本质上讲，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破裂的缘由，如果夫妻间感情并未破裂，即便违法行为存在，也不能决断地判定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次，离婚诉讼中精神损害请求权人基于无过错（即无任何对等过错行为）的前提下才能有权提出索赔请求，反之，则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中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一项。 最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执法环境`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离婚诉讼纠纷中关于无过错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势必将不断增多，这也迫切要求有关立法部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成果，不断巩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相关法律更加规范，更加成熟，也是法律真正成为惩治恶者，维护善者，主持正义与公道的最后一道社会屏障！
注释：
祝铭山：《婚姻家庭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3版
祝铭山：《离婚中的财产分割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巫昌桢`杨大文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杨立新`薛东方：《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9月第1版
黄松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3月26日
唐德华：《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杨遂全：《离婚纠纷及其后果的处置》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作者：康民德（016033内蒙古乌海市老石旦供应科康占荣转） 工作单位：乌海市公乌素法律事务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知保险总公司对木筏保险的办法及保险期限的问题的函

1954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你院院民（53）字第906号报告收悉。关于你院提出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系专门性的问题，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特函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提供意见。接该总公司于1954年2月18日以总内运（54）字第86号函函复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院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了。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已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适的。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预备以后研究修正。”特此转知你院参考。

附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请示 院民（53）字第9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一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们研究参考，并请核示。
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分公司木筏保险损害赔偿案的事实经过及本院对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初步意见
一、本案事实经过：1953年7月间，周培达自忠县运木料和竹子一批到万县，交付万县专署公安处的订货。周在忠县启运时，即向忠县保险公司投保木排竹筏险。同年旧历6月初三日，周的木筏航至万县，因当时水流过急，将木筏打到下沱猫儿沱才靠到岸（距万县约15里）。于是周在同年7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将木筏拆散，用小木船将所有拆下的木料竹子陆续运至万县天仙桥岸上。19日午后，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因抢救不及，致被冲失木料62根，竹子60捆（约值人民币90余万元）受到损失。周遂报请万县保险公司赔偿损失，该公司认为依照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应以“到达目的地，即行终止”。现周的木筏既已平安到达万县（目的地），保险责任即应终了。同时，周已将木筏拆散，将木料竹子等都已搬到岸上，方被洪水冲失，这种损失，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以内的。周培达则认为是该保险公司来赔偿。理由是：（一）当时投保时，忠县保险公司并未向他说明“到达目的地为止”。（二）所用的是“木船运输保险单”。在该单背面的附条款第4条保险期限的规定里，仅将后面“当日……七天为限”几个字勾掉了，可是“并包括在目的地停泊或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责任在内”这些字并未勾销。因此，本案竹木正是在候提期间，当然应该负责。
忠县保险公司的解释是：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原因，是因为“木排竹筏保险单”一直就没有单印出来。同时，木筏险有些规定都与木船运输保险相同，所以就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各地保险公司都是这样办的，只是在背后条款第一条上加附一张“木排竹筏除条款”小条，并把后面保险期间“七天”等字划去就行了。至于没有向投保人说明，这是承办人员工作上的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构成赔偿损失的责任。同时，已将本案请示四川省保险分公司函复“应予拒赔”。
本案经万县市人民法院及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先后审理判决，均认为本案的损失，根据“木排竹筏险责任，应以到达目的地为止”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周仍不服，上诉我院。
二、我们对于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办法和规定的初步意见
我们认为保险公司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接保木排竹筏险，以及规定木筏险的保险期限为“到埠为止”，都是不够恰当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认识，木排竹筏本身就是含有两种性质的东西，既可称之为货物（因为它本身就是木料和竹子捆扎起来的），又可称之为运输工具（因为一般地区本身就是自己运自己，有时上面也可以载些货）。根据川北江区竹木排筏管理试行办法草案，是将两者区分了的“凡以竹木排筏为经常的水上运输工具，其使用目的与船只相同者，……比照西南区内河木船管理暂行办法的一般规定管理之。但以运输本身材料为目的之竹木排筏，性质单纯，管理办法应酌对具体情况予以简化。”这虽然是着重在管理方面讲的，但说明在处理木排竹筏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清是属于哪一类，方好着手。保险公司对于这一点则是不够明确的。如承保木筏险是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木船运输保险单”所保的是木船运输的货物，看起来是像把木筏当作货物来承保，但实际上从保险期限规定“到埠为止”（也就是只保航程险），保险收费较货物保险低一半，以及将“木船运输保险单”改为“木筏保险单”，背后还要附加“木排竹筏险条款”等等来看，显然又是把木筏当作运输工具来对待。如果说是运输工具，则该保险单内“保险货物项目”栏内却又注明的是木头若干根，竹子若干捆，又像是货物，但保险期限却又将一般货物所应有的“卸载后堆存候提期间”的规定取消了，而改以“到埠为止”，所以弄得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一旦发生事故，则该赔不该赔，纷争不已。因之，明确木筏的性质和纠正以“木船运输保险单”来代用承保木筏险，是防止今后木筏保险产生纠纷的基本工作和必要的措施。
再说木筏本身既含有货物性质（以本案木筏来看，是纯以运送本身为目的，并非作为水上经常的运输工具），就应有一般货物的堆存候提期间才较合理。如硬性的规定“到埠为止”，事实上是欠妥当的。同时为什么木排竹筏要这样规定，在理论上应如何解释，也是值得考虑的。（以上意见，我们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联系研究，据该公司防灾理赔科表示，“这些问题，过去确未深入地研究过，无法给我们解答，只有记下我们提出的问题，向上级反映改进”。）
我们从本案上虽发现了保险公司处理木筏险的规定有以上不恰当的地方，但不能以我们不成熟的看法就轻率地否定了现行的保险业务规定。因此，我们在本案的处理上，还是依照现行保险规定批复，维持一、二审原判，驳回上诉，一面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出来，作为今后保险部门立法或改进业务的研究参考。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函 法行字第622号
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
兹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1953年12月24日院民字第906号报告称：“四川省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送来周培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忠县支公司因木筏保险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经本院审理研究后，已批复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惟通过本案，我们对于保险公司接保木筏险的办法，以及“保险期限”的规定，认为是值得考虑的。特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报请你院研究参考并请核示！”我们对于这类有关保险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经验，有待你处总结经验提供正确意见。兹将西南分院原意见及保险单附奉，请你公司阅提意见，以便答复西南分院，并将原件退还本院为荷。
1954年1月23日

附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有关排筏险办法问题的复函 总内运（54）字第86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54年1月23日法行字第622号函暨附件均收到。兹就你院西南分院所提有关排筏险业务办法的意见说明如下：
一、排筏险所承保的木排竹筏其本身性质诚如你属西南分院所说，既是货物又是运输工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货物，又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工具。因此，我公司将此类排筏险列为运输保险中的特种业务，对其责任费率也与一般的货物运输保险作了不同的规定。
二、关于排筏险的期限问题，由于排筏的承运人，一般的就是货主，没有一般货物的承运人和货主之间的关系，到埠以后可由货主直接掌握，没有像一般货物运输存放在承运人处所的候提情况，需要堆存候提期间的保险责任的意义就不大，其次排筏到埠以后在未折排起岸以前，因木排已在水中长期漂浮，容易发生自沉或冲散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根据我们以往业务的经验来看，如经事先严加防止，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为了督促保户于排筏到达后加强防灾工作，克服保户单纯依赖保险的思想，以减少国家财产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对排筏险责任规定到埠为止还是比较合宜的。
三、我公司排筏险业务尚在试办阶段中，在办法上还不够成熟，有关保险期限的条款文字，由于兼用木船运输保险单的关系，确有不够明确的地方，西南分院的意见，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条款修订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准备以后研究修改。
195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