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医疗纠纷的法律误区与思考

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


当前，我国的医疗纠纷逐年呈上升趋势，根据2000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医疗纠纷已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第一位问题。一方面，医院对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患者对于目前的医疗纠纷解决颇有怨言。相对于日益增加的医疗纠纷，当前的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明显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医事法律教学实践和医疗纠纷诉讼的实务经验，拟对医疗纠纷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4］ ?望新闻周刊，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2000年12月4日第49期，第24页
［5］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570页
作者简介：欧运祥，男，33岁，东南大学法律系医事法律教研室讲师，南京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通信地址：邮编210096，南京市四牌楼2号东南大学法律系　欧运祥

　　摘要：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允许各共同诉讼人单独起诉、被诉，而不强制他们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当且仅当共同诉讼行为发生时才具有统合确定性之诉讼。本文剖析了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存在的问题：我国并没有设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未将必要共同诉讼予以细分，对可以允许分开审理的案件，法官却滥用职权追加当事人，损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本文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对我国的类似必要共同制度进行研究。在我国设引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有助于与实体法相协调，以便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实现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更加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节约司法成本。


　　一、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现状

　　当前我国以诉讼标的为准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前者的诉讼标的是共同，后者的则是同一种类的。依照我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至第56条的规定，诉讼标的共同的必要诉讼有九种类型。我国立法将应当作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对待的共同诉讼当作必要的共同诉讼来对待。比如有关按份共有、继承、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共同诉讼。在这些诉讼中，有关共同诉讼并非必然要共同参加诉讼，而是享有单独起诉、被诉权，而我国当前立法并没有专门设计出一种共同诉讼制度——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来与之对应，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域外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类似。

　　此外，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也疏漏了这样一种因同一事实或原因引起的具有牵连关系的诉讼。除诉讼标的共同与同一种类之外，还存在一种诉讼标的有牵连的共同诉讼。数名当事人之间不是拥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与义务，而是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各个权利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性：比如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法院在碰到此种类型的案件时将如何处理呢？如果按照必要的共同诉讼来处理，则因为数名当事人之间并不是存在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法院无权这样做；如果按照普通的共同诉讼处理，则法院的判决会波及到其他当事人，而这又与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判决具有独立性这种规定相矛盾，因而，法院也不能按照普通的共同诉讼处理。针对这种类型的案件，我国法律便出现了法律真空。

　　二、我国设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从宏观的角度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有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进步。因而，我们有必要引进该制度。

　　（一）与实体法相协调的需要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是以实体法上的共同请求权为基础的，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除此之外还具有单独请求权，尽管实务界中将共有财产案件视为必要共同诉讼，然而这仅仅是针对共同共有而言的，具体到按份共有，共有人可以单独主张其份额，在这种共同共有关系中，各个共同人享有单独的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在这一点上，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则大有不同。因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享有实体法上的单独请求权。

　　（二）维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共同诉讼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起诉、采取何种方式起诉，但我国法院对某些本来可以分开审理也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均视为应当合并审理。法院利用自己的职权强制追加当事人，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职权主义的表现。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个人本位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将必要共同诉讼作出划分，引进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方便当事人的需要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有助于缓解当事人适格的要求。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并不像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样，必须所有的共同诉讼人都参加方为适格，这样严格的条件不能使得当事人便捷的起诉，不能够帮助法院迅速的判决，因而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引进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实质上是缩小了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从而扩大了当事人适格的范围，强制所有共同诉讼当事人一起进行诉讼的案件类型降低了，使当事人更容易提起诉讼，更利于缓解当事人适格的要求。[1]更加方便当事人，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关怀。

　　三、我国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制度设计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成立标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地位。

　　（一）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成立标准　　　　　　　　　　　　

　　统合确定可以说是判断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重要标志，然而，理论界对统合确定的范围有所争议。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统合确定涉及两个问题的权衡——处分权保障与统一裁判。因而，我们在确定统合确定范围的大小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两个问题的取舍。一方面，如果扩大统合确定的范围，则必定有利于裁判的统一性，但是这样势必损害当事人的处分权；另一方面，如果缩小统合确定的范围，则必定有利于当事人的处分权，但也不利于裁判的统一性。

　　鉴于裁判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这里就有必要使得处分权保障向裁判的一致性作出一定的让步。因而，我们可以适当扩大统合确定的范围。但是如果适用论理上的统合确定学说，则会使得判决过于重视裁判的一致性，而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笔者主张采取法律上的统合确定说，也就是说，既包括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又包括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统合确定不仅是指既判力由一个共同诉讼人波及另一个共同诉讼人，而且还包括诉讼标的在实体法上具有不可分的情形，从而实现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实现裁判的统一性二者之间的平衡。

　　（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

　　在确定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标准之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便较容易确定。笔者主张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以广义上的统合确定性（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性与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性）为指导。总的来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包括的案件类型包括：因同一事实或原因而提起的形成之诉或者确认之诉(例外情形下的给付之诉)；因诉讼上代位而提起的诉讼；因诉讼法上的统合确定性而产生的诉讼；因实体法上的统合确定性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之诉；以及其他不属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类型主要有：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是指虽然数名侵权人起初并没有共同侵权的过错，但是实际上却又因为偶然因素而致使同一损害。其特征为：首先，各个行为人起初并没有共同侵权的过错，即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其次，各个行为人实际上却又因为偶然因素而致使同一损害。既然数名侵权人没有共同过错，那么法律上就不能按照共同侵权来判案，而应当按照各个侵权人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他们的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同时各个侵权人又是基于同一事件而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因而，法院应当对其作出统合确定的判决，将整个侵权案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不能是有的共同诉讼人胜诉，有的共同诉讼人败诉。侵权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基于偶然因素而因数个行为而致使同一损害，这时便不能按照一般侵权责任处理，要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只能要行为人责任自负，仅对自己的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负责，比如，原告吴某与被告匡某、杨某、丁某均系被告临泽镇中心小学4二年级（1）班学生。2002年4月22日下午，被告杨某从家中带来一根缝纫机用针，将其拿到学校，被告丁某叠了一只玩具纸飞机，将被告杨某从家中携带来学校玩耍的的缝纫机用针固定在其叠成的纸飞机前面，将易伤人的针尖露出。结果，被告匡某在玩耍该纸飞机时，该机上针尖伤害了原告的眼睛。[2]本案中，被告匡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吴某的人身损害，而被告杨某与丁某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但是却为这种损害的发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为本案系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三被告并不是承担连带责任，而是按照各自原因力的大小而分担责任。但是各个侵权人之间又因为吴某眼睛损害这一侵权事实而具有牵连性，因而应当统合确定。

　　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中，某些情况下，受害人有时不能寻找到部分侵权人，这时如果要求所有的侵权人必须齐全才能进行诉讼，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损害了原告的处分权，而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

　　2、因同一事实致不同受害人损害的案件。此种类型的案件中，同一个侵权人侵害了不同主体的权利，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数名共同诉讼人并不是享有共同的权利或者履行共同的义务，数名共同诉讼人提起的诉讼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是却是基于同一事实，因而会发生一定的牵连关系。所以法院有必要做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被告的生活污水多年来直接排入民众房屋旁边的路面上，而原告四人的鱼塘地势相对较低，因而被告的生活污水后又直接流进原告吕某的鱼塘中，原告吕某所养的鲢鱼死亡。后来经环境保护部门派员到现场察看，认为原告的鲢鱼死亡系被告所排的生活污水所致，因而，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肖某、吕某、熊某的鱼塘有相距较近，污水便从吕某的鱼塘渗透到肖某的鱼塘中，又从肖某的鱼塘渗透到吕某的鱼塘中，造成原告肖某、吕某鱼塘的鱼于2006年3月全部死亡，现在污水又渗透到熊某的鱼塘中，并已经发现了死亡之鱼。[3]本案中，数名原告基于同一侵权事实而受到损害，因而法院必须统合确定判决。

　　3、不同责任形式主体因同一事实致同一人损害案件。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数名责任主体基于不同的责任类型而损害了同一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时，被害人可以单独起诉任意一名被告人，也可以共同起诉数名被告人。共同被告人此时承担的是不同类型的责任，因而被害人对他们提起的诉讼的诉讼标的不同，并且，各个共同被告之间并无共同的过错，因而连带责任在此并不能适用，但是各个被告却因同一事实对同一人造成了损害后果，基于同一事实发生了牵连性，故而，法院应当作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黄某为本案的原告，吉某、黄某、B单位（以下简称农坝小学）为本案的被告，本案中，被告吉某、黄某与王海洋、王永洪因酒后闹事，便共同钻进农坝小学，在男生宿舍中用拳脚、皮带、木棒将与该四人并无恩怨的原告伤害，原告的伤害经鉴定为九级。本案中原告的伤害系被告吉某、黄某的侵权行为所致，此外农坝小学因为管理行为疏松也要负违约责任。[4]二者可以视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虽然不是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法院必须统合确定两被告的责任。

　　4、因同一法律问题而形成的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数名原告共同诉讼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因确认之诉或者形成之诉中，虽然不同的原告之间起诉的诉讼标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因而，法院要做出统合确定的判决。比如数人提起的撤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之诉、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比如我国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在这样的诉讼中，法院允许单个股东提起诉讼，而不是强求所有的股东必须全部参加方为适格，因为，若要强行要求所有股东均参加诉讼，可能会导致大家的意见不是那么一致，而无法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承认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例如，原告孔某起诉被告B单位，认为B单位以80万元总资产为基数收购离开公司人员的股权，但是事实上公司的总资产远不止80万元。B单位的此种行为明显违法，对股东们来说显失公平，因而孔某有权诉请法院撤销该股东会决议。[5]本案中，若有些股东考虑到诉讼的司法成本，愿意接受这样的价格，那么强行要求其他股东进行诉讼，则违背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因而，公司法中允许单个股东起诉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