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法（修正）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93年5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1997年12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54号令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保障公路养护和路况改善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是国家按照“以路养路、专款专用”的原则，向有车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用于公路养护、修理、技术改造、改善和管理的专项事业费。
第三条 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是本市的公路主管部门，其所属的上海市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公路管理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市公路管理处设置的上海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养征办）负责征收养路费，或者委托有关单位代征养路费。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征收养路费。
第四条 市公路管理处应当加强对代征单位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受委托代征养路费的单位应当单独设立养路费银行专户，执行统一的养路费核算制度。
第五条 凡有车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缴纳养路费。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养路费征稽工作，也不得拒绝接受市养征办的检查。
第六条 各级公路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养路费征收工作的领导，健全有关管理规定，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做到应征不漏。
第七条 车辆管理部门（包括拖拉机管理部门）有责任向养征办提供车辆的新增、报废、异动等情况的资料，并在路查、年检中协助养征办做好养路费征收工作，对无养路费票证的车辆不予办理年检手续。

第二章 养路费征稽机构
第八条 市养征办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是：
（一）宣传并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征费政策、法规、规章；
（二）按章收费，加强费源管理、车辆台帐管理、票证管理、费款上解制度管理等；
（三）依法上路、上户，对有车单位、个人征收养路费，并可以对停车场、车站、码头和公路上的车辆进行有关养路费缴纳情况的抽检；
（四）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在必要的公路路口、隧道口、渡口等地设立固定或者临时的养路费征稽站；
（五）与各车辆管理部门加强联系，定期了解车辆新增、报废及异动情况，通过车辆年审年检，检查其养路费票证及缴纳情况。
第九条 征稽人员执行公务应当统一着装，佩戴“中国公路征费”胸章，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征费检查证》。养路费征稽专用车辆，应当装有白底蓝字的“中国公路征费”标牌、公路路徽标志，可以根据需要装置红色闪光警灯和警报器，并报公安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章 养路费的征收和减免
第十条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下列机动车辆应当缴纳养路费：
（一）领有统一牌证（包括临时牌证、试车牌证）的各种客货汽车、特种车、专用车、牵引车、简易汽车（含农用运输车）、挂车、拖带的平板车、轮式拖拉机、摩托车（包括二轮、侧三轮）等，以及领有企业内部牌证上公路行驶的车辆；
（二）军队、公安、武警系统参加地方营业运输、承包民用工程及包租给地方单位和个人的车辆；
（三）军队、公安、武警系统内企业的车辆；
（四）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车辆；
（五）驻华国际组织和外国办事机构的车辆；
（六）外国个人在华使用的车辆；
（七）临时入境的各种外籍车辆。
第十一条 对下列机动车辆暂定免征养路费：
（一）下列单位自用的5人座以下的小客车、二轮、侧三轮摩托车；
1、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核拨行政经费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2、由教育部门或者党政机关举办并由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直接开支的学校（不包括学校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类学校）；
（二）外国使、领馆自用的车辆；
（三）只在城建部门修建、养护、管理的市区管理固定线路上行驶并执行市公交总公司统一票价的公共汽车、电车；
（四）经市养征办核定的设有固定装置的下列专用车辆：
1、城市环卫部门的清洁车、洒水车；
2、医疗卫生部门的救护车、防疫车、采血车；
3、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车；
4、公安、司法部门的警车、囚车（设有囚箱）、消防车；
5、防汛部门的防汛指挥车；
6、铁路、交通、邮电部门的战备专用微波通信车。
（五）由国家预算内国防经费开支的军事装备性车辆；
（六）公路和城市道路养护管理部门的养路专用车；
（七）民政部门由社会救济福利费开支的养老院、福利院等的生活用车；
（八）经市公路主管部门核准临时免征养路费的其他车辆。
本条前款所列车辆，如改变使用性质、超出使用范围、变更使用单位、参加营业运输的，均应当缴纳全额养路费。
第十二条 对下列机动车辆暂定减征养路费，但在改变减征条件、超出减征范围时，应当缴纳全额养路费。
（一）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单位的自用货车和6人座以上的客车减半计征；
（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列的公共汽车、电车，跨行公路10公里以内的按全额的三分之一计征，跨行公路超过10公里不足20公里的按全额的二分之一计征，跨行公路超过20公里的按全额计征；
（三）领有本市学习牌证，不准载客、载货，供培训汽车驾驶员教学专用的教练车，按自重吨位减半计征；
（四）经市公路主管部门核准临时减征养路费的其他车辆。

第四章 养路费的征收标准和征收办法
第十三条 下列车辆的养路费，按营运收入的总额和规定的费率标准计征：
（一）交通部门所属公路运输企业的车辆，按营运收入总额的15％计征；
（二）出租（包括旅游）汽车，按营运收入总额的15％计征。其中属个人承包或者私人经营难以掌握营运收入的出租汽车，可由市养征办根据上年度出租行业营运收入的情况确定营运收入基数，并按该基数的15％计征；
（三）环卫部门对外承包运输业务的营运车辆，按营运收入总额的15％计征，其中运送工业废弃物的营运车辆，按营运收入总额的7.5％计征。
其它部门的营运车辆，其营运收入必须达到规定的水平，方可申请按费率缴纳养路费。
第十四条 除第十三条规定按费率计征养路费的车辆以外，其他车辆（包括交通部门所属公路运输企业实行承包后难以掌握营运收入的车辆以及按费率计征养路费的单位内的非营运车辆），按核定载重吨位（无核定载重吨位的车辆，按折合吨位）和规定的费额标准计征：
（一）载货汽车（包括重型汽车、大型平板车）按核定载重吨位计征，每吨每月140元；其中超过20吨的，超过部分折半计征；
（二）客车按最高载客人数，每10人（不包括驾驶员）折合1吨位计征，每吨每月140元；铰接式大客车，每辆按10吨位计征，每吨每月140元；
（三）客货两用汽车，按载重吨位与载客座位折合吨位合并计征，每吨每月140元；
（四）不能载客、载货的特种车辆，按其自重（包括固定装置）吨位折半后，参照载货汽车征收办法计征；
（五）汽车拖带的挂车，按其吨位计征，每吨每月110元；
（六）拖拉机按其挂车吨位，每吨每月70元；手扶拖拉机按其挂车吨位，每吨每月30元；
（七）领有临时牌证的车辆，按其吨位和开具临时牌证的有效天数计征，每吨每天5元；
（八）对外国籍和台、港、澳地区的车辆，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双边协议征收；没有协议的，按每吨每月280元计征。
各种按吨位（包括折合吨位）计征养路费的车辆，其吨位不足半吨的，按半吨计征；超过半吨不足1吨的，按1吨计征。
二轮摩托车（包括轻骑）每辆每月按20元计征；侧三轮摩托车每辆每月按30元计征。
第十五条 养路费下列办法征收：
（一）养路费应当按期（月、季、年）预缴。凡属可按委托收款方式结算养路费的单位，市养征办可以通过银行按结算规定收取养路费；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期到当地市养征办预缴。
（二）按费率计征养路费的车辆，由单位按月向市养征办报送有关财务报表及车辆状况表，市养征办应当根据其营运收入情况，按15％的比例，确定养路费的基数，当月的养路费按暂定的基数缴纳，差额部分在下月缴纳养路费时结算。
（三）新增车辆应当在领取牌证后五日内到市养征办办理养路费缴纳手续；在当月中旬或者下旬领取牌证的车辆，可分别按照月收费额的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征收养路费。
（四）摩托车养路费每年缴纳1次，在每年第一季度1次缴清；当月新增的摩托车，从新增月份起1次缴清。
（五）对外国籍和台、港、澳地区的车辆以及外国办事机构及其个人在沪使用的车辆，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养征办可收取可兑换的外币或者外汇兑换券。
市养征办应当将所征收的养路费，全部计息存入银行开立的公路养路费收入上解专户，及时足额上解。养路费利息并入养路费一并核算。
第十六条 养路费的改征、停征，由车属单位或者个人持公安管理部门发放的有关证明，于5日内向养征办办理有关手续：
（一）车辆如有改装、变更载重吨位或者人数、变动牌证号码，以及过户等情况时，应当相应办理养路费变更手续；
（二）车辆如停止使用或者转籍、报废的，次月起停征养路费；
（三）因故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司法机关扣押、封存的车辆，应当及时提出书面申请，凭有关部门的证明，经市养征办查验后，办理停驶手续，停征养路费；被有关部门收用的车辆按过户车处理。
凡逾期办理的，未缴养路费的按漏缴或者逃缴处理，已缴养路费的不再予以退还。
第十七条 跨省、市行驶的车辆，养路费的征收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跨省、市行驶的车辆由车籍所在地养征机构征收养路费，外省、市不再重征，但票证有效，期限超过3日的，视为无养路费票证跨行；
（二）本市调驻外省、市3个自然月以上的车辆，从第3个自然月起，由外省、市征收；外省、市调驻本市3个自然月以上的车辆，从第3个自然月起，按本市标准征收，并由市养征办查验原驻地养路费票证，做好衔接征收；
（三）省、市间转籍车辆由转出地市养征办凭转籍证件办理本地缴费截止日期的证明函件，对无证明函件的由转入地区的市养征办按逃费车处理，并责令补办证明函件。
第十八条 对超过免征、减征养路费规定期限而未续办有关手续的车辆，均按应征车辆处理。

第五章 养路费的票证管理和稽查
第十九条 养路费票证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按交通部规定样式统一印制核发。
第二十条 领取养路费票证的各种车辆，应当随车携带养路费票证，以备查验，在费证的有效期限内可通行全国。
第二十一条 养路费票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冒用或者转借。
第二十二条 养路费票证如有遗失，应当持单位介绍信（个人持身份证）和补领申请书，到原市养征办挂失，经核准后，给予补证，每证收取工本费20元。
第二十三条 养路费票证如有损坏，应当持尚能辨认票证种类和车号或者后4位证号的残证和换补申请书，到原市养征办办理换证，每证收取工本费10元，在当年内只受理1次换证。不能辨认的残证，按遗失处理。
第二十四条 减（免）征养路费的车辆，由车属单位向市养征办提出书面申请，经市公路主管部门核准后领取养路费减（免）缴证，免征养路费的车辆每辆每次收取工本费10元。
第二十五条 市公路管理处发现无养路费票证行驶的车辆，在责令其补缴养路费、缴付滞纳金和罚款以前，可以视其具体情况，扣留其除行驶证、驾驶证以外的其他有效证件，必要时也可扣留车辆。市养征办扣留证件、车辆时，应当对当事人开具“公路规费违章暂扣凭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拖、欠、漏、逃养路费的，除责令补缴规定费额外，每逾1日，收取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连续拖、欠、漏、逃养路费3个月以上的，并处以应缴费额30％至50％的罚款；连续拖、欠、漏、逃养路费6个月以上的，并处以应缴费额50％至100％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对无牌照行驶的车辆，除责令补缴全额养路费外，每逾1日，收取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并处以不超过应缴费额2倍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涂改、冒用、伪造养路费票证和罚款单据的，除责令补缴规定的全额养路费和每逾1日收取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外，并处以应缴费额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伪造票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责任人赔偿。
第二十九条 在道路征稽中查获无养路费票证行驶的车辆，视情况分别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对本市应当缴养路费车辆，责令其到所在地市养征办补缴养路费和滞纳金，并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二）外省、市无养路费票证车辆进入本市的，按本市的费额标准处以相当于该车1个月应当缴费额的滞纳金，并责令该车及时到车籍所在地（或者驻地）办理手续；当月内在一地缴纳滞纳金后，其他地区不再处以滞纳金。
（三）本市免征养路费车辆未办理免缴证的，责令其到所在地市养征办按同类车标准补缴应当办而未办理免缴征期间的全额养路费，并处以补交费额10％至30％的罚款。
（四）已办缴、免、减养路费手续而忘带凭证的，责令其取回凭证，经核实后放行。
第三十条 暂定免征和减征养路费的各种专用车辆，在改变使用性质之日起的5日内，应当到市养征办办理缴费手续，逾期不办又无正当理由的，除取消其减、免待遇外，应当责令其补缴自改变之日起的全部养路费，并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拖欠养路费1年以上的和路检中查获而被扣车3个月以上的车辆，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市养征办可将车辆或者其它物品拍卖后抵充养路费、滞纳金和罚款。
第三十二条 市养征办之外的其他部门、单位和个人擅自征收养路费的，属违法收费行为，由物价检查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由市公路管理处行使。
第三十三条 对阻碍征稽人员执行公务或者围攻、谩骂、殴打征稽人员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市公路管理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市养征办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滥施处罚、越权行政、营私舞弊的，由各级公路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并责令其赔偿对车属单位或者个人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第三十六条 养片办收取的滞纳金均归入养路费收入；罚款按有关规定上缴财政部门。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均包括本数；本办法所称的“超过”不包括本数。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1993年6月1日起施行，1980年7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公路养路费征收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199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