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部门，你有什么权利强制公民捺手印

黄俊锋


近日笔者到某法院为朋友代领案件执行款，在办完手续到出纳处领支票时，被要求在收条上签字并捺手印，笔者提出自己有文化会写字，在文书上签字即代表自己的意思表示，再捺手印是否多此一举？出纳说你不按手印，这钱断然不能给你，他拿出一份某中级法院有关发放案款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申请执行人是自然人的，在领款时必须在收条上签字并捺手印。
笔者虽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但通过自学取得了律师资格，平时也爱替人打个报不平。这次为了尽快领到钱，无奈只好极不情愿地捺了手印。回来以后查阅了一些法规、文件，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查遍现行所有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一部提及“手印”这个词，在规章、司法解释中，虽有提及，但也是作为签字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没有一部规章、司法解释规定了必须按手印的情形。对自然人的签字、盖章或捺手印问题有规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3月15日）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95年5月10日）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第72号，2002年6月11日）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笔录应交被询问人核对并签名；确实不能签名者，可由本人盖章或按手印。笔录中修改处须由被询问人盖章或按手印。”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司法部令第５７号，2000年3月1日）第十八条：“公证遗嘱采用打印形式。遗嘱人根据遗嘱原稿核对后，应当在打印的公证遗嘱上签名。遗嘱人不会签名或者签名有困难的，可以盖章方式代替在申请表、笔录和遗嘱上签名；遗嘱人既不能签字又无印章的，应当以按手印方式代替签名或者盖章。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公证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以按手印代替签名或者盖章的，公证人员应当撮遗嘱人全部的指纹存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1998年7月8日）第20条：“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人书写申请执行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接待人员对口头申请应当制作笔录，由申请执行人签字或盖章。”第22条：“申请执行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委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知道，签字是自然人在书面材料中确认自己意思表示的主要形式，而捺手印只是在极特殊情况下（如当事人不会写字）的补充形式。在笔者前面提到的情况下，法院工作人员强制笔者捺手印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公民被要求捺手印的情形并不鲜见，在司法、行政等的执法部门尤甚。比如：在民事诉讼中，某些法院要求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上捺手印（执业律师可免）；在申办房屋所有权证过程中，某些房屋管理机关要求当事人在某些文件和图纸上捺手印；在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和调解过程中，某些公安机关也要求公民在笔录或其他文字材料上捺手印。在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成年公民的比例只占全社会成年人总数很小部分的今天，“捺手印”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不可替代吗？如果真的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询问笔录上，在通知上，在法律文书上，在工作总结上，在汇报材料上却从来不捺手印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中国已加入WTO，日益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在广大人民群众人格权利意识空前提高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些执法部门强调使用“捺手印”这种不方便、不文明、不卫生，对执法相对人不尊重的方式呢？原因其实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流毒还没有肃清，官尊民卑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
在这里，我要大喝一声：执法部门，你没有权利强制公民捺手印！



　　善意取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权利冲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新冲突。当在同一物上存在两个以上的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民事主体时，各善意第三人均以善意取得为由要求确认自己对该物的所有权，由此产生善意第三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况，即称为善意对抗。其中的“取得”并非仅指现实占有，而是包函获得物之所有权和现实占有两种情形。

　　一、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案例一：甲、乙系夫妻关系，共有一电动车。某日，甲擅自将车卖与丙，约定丙先付价款取得该车，丈夫甲再用五日，丙五日后来取车。与此同时，妻子乙将该车卖与丁，条件同上。五日后，丙、丁同时来取车，发生纠纷，丙、丁均不愿接受退款，都主张对该车的所有权。

　　占有改定的情形下，该车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但该车仍为原所有人占有，在此前提下产生了两个“善意取得”人，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呢？当三方协商不成时，现实中，也许随便把车判给一方，其他人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这样的处理无疑是很简洁明了的了。但是我们能否站在各方独自的立场想一想，确定一个能够引起各方“共鸣”的解决方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令过错的一方（甲和乙）逐渐提高对放弃主张善意取得的一方（丙或丁）的赔偿额度，直至其中一方接受赔偿，放弃主张善意取得。这样未取得该车的一方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和不满，而负责赔偿的出让方（甲和乙）则是咎由自取，不能有什么怨言。

　　然而当上述所有权转移时间不一致时，就有点小麻烦了。如果乙与丁之间的买卖发生在甲与丙买卖之后，那么当丙、丁同时来取车时，会不会产生善意对抗呢？不会，因为善意是相对而言的，丁可以凭借自己相对丙的善意第三人身份取得该车的所有权。他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1.在乙将该车卖与丁时，该车已经归丙所有，而乙是基于丙的意志占有该车，而且将车卖与丁是无权处分,2.受让人丁不知也不应知乙无权处分该车，一直是善意的。同时,丙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故丁相对丙善意取得该电动车。再假定，丙在丁之前先行占有了该车，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了：继丁成为丙的相对善意人后，丙又成为丁的相对善意人。因为:1.在丙现实占有该车之前，丁已经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且甲是基于丁的意志占有该车,2.受让人丙不知该车为丁所有、甲是无权处分，一直处于善意第三人的状态。同时,丁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乙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

　　二、所有权保留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所有权保留情形下的现实占有标的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形式上拥有标的所有权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如何平衡和确认呢？这就需要对各权利加以限制。对权利的外在限制，不仅仅是出于维护空泛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功利考虑，更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权利和扩大权利的范围。

　　假设在案例一中，乙将电动车卖与丁，丁现实占有了该车，但须付清价款后方取得所有权,丙知此事后要求法院确认乙与丁的买卖无效，而丁主张自己是现实占有人，而且有能力也愿意将价款付清。法律应该维护丁对该车的占有权，进而维护其所有权。其一，无论乙、丁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在甲、丙买卖行为之后，丁总是丙的相对善意人。其二，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已经产生了公信力，在高效的经济生活中，很可能因为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发生另一个“善意取得”的情况，引起基于丁的现实占有而出现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第三人丙之间的权利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纠纷，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有悖民法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出现善意对抗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善意取得的本质要求，选择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静态和动态财产关系的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可能地维护不特定当事人的——社会大众的利益，通过限制一定的权利而获得更多更重要的权利。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